全媒派：真实犯罪类播客风靡了这么多年，除了悬疑还有什么？

全媒派：真实犯罪类播客风靡了这么多年，除了悬疑还有什么？

3月中旬，财新传媒上线了一档名为《记录在案》的新播客。节目在形态上借鉴了过去几年风靡全球的真实犯罪类播客模式（True crime Podcast）：以新闻报道为内核，通过采访相关当事人等展现案件的来龙去脉。财新方面称，期待《记录在案》在中国播客市场带来属于自己的“Serial moment”。

图片来源：财新网

这里提到的Serial，对播客有所了解的受众大概都不会陌生。2014年，作为引领播客出圈之作的真实罪案类播客Serial在美上线并引爆，创造了在iTunes上最快速度达到500万次下载量的记录。

作为现象级作品的Serial直接影响了播客受众的增长，也影响了媒体对于播客业务的判断。在那之后，真实犯罪类播客成为全球播客领域的热门大类，长期占据热门榜单的半壁江山。

那么，真实犯罪类播客具体是如何成为市场宠儿的？其独特叙事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同时，这类本质上仍以新闻报道为内核的播客，如何展现其新闻性？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带来汇编文章，从叙事播客的脉络出发，介绍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广受欢迎的原因以及面临的典型困境。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走红与崛起

从爆款serial说起

在产业相对成熟的美国，播客已经有十几年发展历史。将播客带向更多人的，正是真实犯罪类播客的起源——Serial。这档播客出自美国的全民电台节目This American Life，由具备多年广播制作经历的资深记者Sarah Koenig制作。

在第一季中，Serial调查了1999年女学生Hae Min Lee谋杀案的真相。Hae的男友Adnan Syed在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14年后，Koenig团队开始为他们的播客调查这个案子。Serial引入新的证据和访谈，加入大量旁白、证人采访、法庭录音等内容，每周更新一集，环环相扣讲述案情。

上线后，Serial即成为现象级播客，在美国掀起播客浪潮，还获得了2015年的“广播界的普利策新闻奖”皮博迪奖，并于2018年创造了3.4亿下载量的记录。此后，真实犯罪类播客一度风靡全美。2019年，苹果美国区播客榜单在最佳播客节目类型设置中增添了“最佳真实犯罪播客”单项奖。

苹果美国区播客榜单在最佳播客节目类型设置中增添了“最佳真实犯罪播客”单项奖

从内容形态来看，Serial直接推动了真实犯罪类播客的流行，并为此后这类播客内容的制作树立了标杆。

《纽约时报》于2017年上线的The Daily，就沿袭了Serial的紧密叙事与现场感特点，把记者采访的精华部分、复杂议题的解读展现给听众，在2019年创造了下载量超过10亿次的记录。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风靡也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去年年底被亚马逊收购的播客制作公司Wondery便得益于此。2017年，Wondery与《洛杉矶时报》联合制作了真实犯罪类播客Dirty John，节目一炮而红。

此后，Wondery推出了类似的系列播客，如Dr. Death、Over My Dead Body等，并确定核心模式：把真实犯罪事件通过极具风格的叙事加以包装，打造IP，推进影视化改编。

作为叙事播客，与新闻业紧密联系

讲故事，是播客的一种重要呈现形式。现在中文播客圈还不多见的叙事播客，在起步较早的美国市场已经呈现了更多可能性。从大方向上讲，真实犯罪类播客是叙事播客的一种，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路径。

播客制作巨头Earwolf的母公司Midroll首席内容官Chris Bannon曾提到，Serial呈现了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叙事结构：“系列化的叙事方式，加上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及用优秀的文笔带领观众走过一个故事阶段的能力，会让观众更感兴趣。”

这类独特的叙事与新闻业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真实犯罪类播客本就基于真实发生的案件，而这类案件大多就是新闻报道所要关注的对象。可以看到，目前大多受关注的真实犯罪类播客，都是由专业新闻机构、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制作。

他们充分发挥调查记者的专业性深入事件内部，尽可能地获取更一手的信源和更丰富的材料，并且用优秀的叙事能力通过播客呈现出来，使播客也成为非虚构报道的一种形式。

财新对《记录在案》的定位便是“真实案件型叙事播客”。这个播客总共5期，每期一个真实犯罪案件的记录，包括了豫章书院、劳荣枝案件等有广泛社会关注度的事件。据介绍，团队在过去6个月里回访了相关当事人，重走事件发生地，收录了将近2000分钟的采访录音。

图片来源：财新网

这种题材本身是新闻媒体关注的，而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带来的难度、强度，也让有能力的专业媒体、记者有了发挥和展示的空间。

这也意味着真实犯罪播客也为艰难生存的调查新闻提供了新出口。在数字化媒体发展、全球范围内纸媒都在求变的今天，收到受众积极反馈的真实犯罪类播客无疑是调查记者能够一展身手的舞台。

有时候，这类播客还会帮助实现新闻报道的一个终极追求——推动现实事件的进程。比如，Serial凭借高质量、高密度的信息获得广泛的关注，这一定程度推动了播客所调查的一些案件更接近客观事实和公平公正。

为什么受众会喜欢听真实犯罪类播客？

真实的犯罪文本

事实上，从书籍、影视再到播客，真实犯罪（true cirme）类型的各种文本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也因此，真实犯罪类播客天然具有这类文本自带的吸引力。

通常情况下，这类播客包含这些元素：让人同情的受害者、可怕的犯罪行为、可疑的线索，还有执着的侦探。

恐怖的罪行往往引起人们身体和心理的恐惧反应。提供暴力预防和应对培训的公司Behavioral Science Applications的负责人Steven M. Crimando曾表示，真实犯罪类播客让人上瘾，是因为人在恐惧时体内释放肾上腺素——而沉迷于犯罪类播客会让肾上腺素快速重复分泌。

除了恐惧，由于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也很容易让听众变得脆弱、敏感。换句话说，这种特殊的播客类型会让听众担心，相似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发生在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身上。

这种担忧有时候促使人们出于“生存需求”听播客。此前有研究显示，在真实犯罪类播客中，女性听众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因为女性具备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更大动力。

连续性的案件叙事

通常来说，一档/一季真实犯罪类播客全程只讲一个故事。这种讲述方式赋予了这类播客独特的吸引力——在有限的时长中探索深度，用连续的叙述、奇异的故事走向吸引受众。

Crimando也提到，犯罪本身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发生，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因此，连载故事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惊人的准确方式捕捉到犯罪的时间线。

以Serial为例，它只报道了一个故事——被判有罪的嫌疑人Adnan Syed的法律案件及其明显的前后矛盾。在多集报道中，播客既达到了新闻的深度，同时又让听众着迷。

图片来源：Serial节目官网

作为调查过1978年俄亥俄州女子Elizabeth Andes谋杀案的著名真实犯罪类播客Accused的记者之一，Amber Hunt认为：“人们对播客比书面文字更宽容。”尽管连续故事的时间跨度大，但播客媒介加上短剧形式，让故事变得细致和具体，也不至于让观众厌倦。

此外，主持者的个人体验或叙述者的个人探索，给连续性叙事在案件的发展之外增添了未知性。在节目中，主持人详细阐述原委，但也在自我探索，始终和观众站在同一方。有时候，主持人甚至会判断错误，不过这也带来了顿悟和解决的反转时刻。

播客形式的独特性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火热，不仅有罪案本身的吸引力，还有案件在播客这种形式中展现出来的独特性。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相较于制作影像，播客生产操作起来更简单；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音频形式也有无法替代的体验。

这些独特的体验首先来自“要受众自己想象”的特点。相较于直接呈现特定画面，音频需要听众在脑海中想象犯罪案件，形成的画面也就是“千人千面”。大多时候，这些画面都会指向每个人自己内心的恐惧想象。

其次，播客收听的私密性，音效制作、原始录音等穿插其中，可以让听众产生极强的代入感。在Serial中，旁白、当事人谈话、当年的法庭陈词录音、相关人员采访等诸多素材都汇集在节目里，成了一部“声音纪录片”。声音的变化叙述也很容易体现情绪和节奏的变化，释放出密集的情感，这是文字很难实现的效果。

作为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里程碑，S-Town就展现出了情感与音频紧密连接的力量。这档节目中，在当事人McLemore自杀后的守灵聚会上，多人谈话总是被一个个单独的感叹词所中断：死亡、金钱。这些词来自Uncle Jimmy——一个前来哀悼且深受脑损伤之苦的人。

受众的参与式体验

播客承载形式所带来的独特效果，让受众自己想象、释放情感，有了沉浸的体验。这种体验加上犯罪案件的连续叙事、环环相扣，让真实犯罪播客带给人参与性的快感：播客主持人作为“侦探”，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得到观众的协助，双方共同参与破案过程。

在S-Town第二集结尾，主持人Reed被告知他的主人公John B.McLemore自杀了。这时候，新闻开始滚动播放，听众们开始思考McLemore自杀的原因。故事充满反转、悬疑与谜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外，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也使案件通过节目广泛曝光，助力了受众的参与性体验。从2012年到2017年，受火热的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影响，澳大利亚志愿者犯罪报告网络中，犯罪报告指控增加了一倍。

有时候，这类播客还可能影响案件走向。例如，Ben Spencer自1987年被判犯有严重抢劫罪来就一直被关在监狱，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他被判无期徒刑，但案件没有物证。对此，《大西洋月刊》的Barb Bradley Hagerty制作了一档播客，披露了新的证据，这让地方检察官重新审查了案件。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困境与改进

困境：娱乐性与严肃性的矛盾

将真实犯罪转化为叙事形式一直都有伦理争议，这种争议也沿袭到了真实犯罪播客中。其中，核心讨论在于播客娱乐性与道德性之间的矛盾。对于广大听众而言，节目提供了破案的娱乐体验，但观众也很容易陷入纯叙事层面的讨论，忽视对故事背后的创伤和悲剧性进行挖掘。

即便是Serial，其也遭遇了普遍的指责，例如认为“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变成了娱乐”。开头提到的那期播客中的受害者Hae Min Lee的兄弟曾提到：“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对听众们来说，这是一部谋杀悬疑剧、犯罪剧。”

《卫报》的Gay Alcorn也曾批评，S-Town的主持人Reed与团队“带着一定程度的傲慢把这个故事当成Reed创作的故事，而不是McLemore的人生故事，McLemore所承受的痛苦就这么被摊开让我们窥视娱乐了。”

还有批评的声音认为，播客主持人有时会隐瞒信息，通过操纵观众来制造叙事紧张感。同时，在真实罪案播客中，人们容易对故事中的人物投入情感，即便对方是潜在罪犯，这就出现了“犯罪名人”。另外，像Serial这样的现象级作品，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粉丝扮演业余侦探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于是保护信源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争议之下，真实犯罪类播客也在不断改进。虽然有诸多批评，但Serial也展现了难得的透明。在每集节目中，主持人Koenig都会带领听众完成自己的报道过程——解释她在和谁谈话，尊重匿名的要求，并公开与被定罪的杀人犯讨论对其清白的怀疑。

一个有趣的犯罪新闻会吸引记者的注意力，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有多少无辜的人卷入了案件？而报道可能给这些人带去怎样的伤害？

播客Accused的记者Amber Hunt曾说，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名记者。

总之，真实犯罪播客的记者需要更加敏感和清晰的道德准则。这些操作规范是对报道对象的尊重，也是对受众的尊重。另外，也可以把这些追求真实、透明的操作视为对塔奇曼所说的新闻生产客观性“仪式性策略”的承继——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记者本身的“职业风险”。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风靡为播客市场的成长带来了强大助力，也不断丰富着播客的叙事方式。不过，欧美播客的发展也就十多年的历史，而这类播客的成长也还不到十年。在中文领域中，播客这一媒介形态尚处于发展初期，叙事类播客、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发展更是在嫩芽期，财新的尝试令人惊喜，但后续的路还很长。

未来的发展中，也一定还会滋生不少需要严肃审视和规制的乱象。或许，我们可以期待行业的成熟，带给独具魅力的真实犯罪类播客更好的平衡方式，兼顾新闻操守、人文关怀以及播客节目的质量和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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